一九八二进藏：过了五道梁哭爹又叫娘，八天行军把人磨掉一层皮…

一九八二进藏征途 李文寿 阔别雪域高原四十余载，我再次踏上了奔赴日喀则的路途。如今的进藏之路，天堑变通途，平整通畅的柏油公路纵横延展，高铁、飞机朝发夕至，车流穿梭、灯火绵延，沿途城镇繁华兴旺，一路皆是安稳顺遂的景象。车行其间，内心百感交集，眼前的岁月静好，让我瞬间回望起1982年，我们那批十八九岁的新兵，徒步闯天路、千里赴藏的艰苦行军历程。四十年光阴流转，今昔对比，半生难忘，所有艰辛皆成勋章，所有坚守皆无遗憾。 1982年，我们那批奔赴日喀则场站的新兵，没有便捷的交通，没有舒适的旅途，奔赴西藏，本就是一场直面“生命禁区”的修行。我们从内地乘坐拥挤的闷罐火车，一路向西奔赴青海格尔木，这座戈壁小城，便是我们挺进雪域高原、开启戍边生涯的真正起点。彼时，格尔木到日喀则上千公里的路途，没有一寸柏油马路，全程依靠老式解放牌大卡车行军。简陋的敞篷车厢、单薄的帆布篷布，是我们唯一的遮风挡雨之所。我们一路翻越昆仑山、风火山、唐古拉山，横穿苍茫辽阔的可可西里无人区，辗转拉萨，最终向西奔赴日喀则，整整八天的千里行军，是我这辈子刻骨铭心、终生难忘的记忆。 彼时的解放大卡车，是我们颠簸摇晃的“移动行军舱”。车厢四周只有冰冷的铁栏杆，顶部一层薄薄的帆布，挡不住高原肆虐的狂风、漫天沙尘和骤降的雨雪。几十名新兵密密麻麻挤在狭小的车厢里，没有座椅、没有保暖设备，人人以背包为坐垫，肩挨着肩、人挤着人，在拥挤与局促中奔赴边疆。整条进藏路皆是坑洼连绵的砂石搓板路，常年冻土翻浆、路况极差，车辆最高时速不过二十公里。一路无休止的颠簸磕碰，让我们浑身筋骨酸痛、头昏脑胀，多数人恶心反胃、食难下咽。途中坑沟、冰河遍布，车辆陷车是常态，每一次受阻，我们都要立刻下车，顶着刺骨寒风，徒手刨土、搬石、推车，全员合力让车辆脱困，再继续前行。 高原的天气变幻无常，白日戈壁烈日暴晒，密闭的篷布下闷热窒息，黄沙顺着缝隙疯狂灌入车厢，扑得我们满脸满嘴都是尘土，头发、衣领、背包无处不沾满泥沙。一旦入夜，高原气温骤然暴跌，凛冽的寒风穿透厚重的皮大衣、栽绒棉帽，手脚冻得僵硬发紫、麻木失温。整整八天行军，我们无暇洗漱更衣，不能洗澡清洁，每日只能简单擦拭面部，浑身尘土、满身疲惫，在极致的艰苦中咬牙坚守，向着戍边目的地稳步前行。 比路途颠簸更难熬的，是步步攀升的海拔带来的极致折磨。从格尔木两千七百多米的海拔一路抬升，途经纳赤台、昆仑山口，踏入五道梁、可可西里无人区，海拔瞬间突破四千七百米，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有内地的一半，剧烈的高原反应，是每一名新兵都无法逃避的考验。高原民间老话所言“到了五道梁，哭爹又叫娘”，绝非虚言。 一路向上，车厢里出发时的青春喧闹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全员的沉默与煎熬。所有人陆续出现太阳穴突突剧痛、头部炸裂般疼痛、胸闷气短、心慌难眠的症状，不少战友剧烈恶心呕吐，吃下的干粮尽数吐空，嘴唇乌紫干裂，指甲凹陷发青，身体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透支。有人彻夜无法入眠，平躺都呼吸困难；有人高反严重、头晕乏力、站立不稳。彼时物资匮乏、医疗简陋，随车卫生员携带的氧气袋寥寥无几，仅能供给危重的战友，绝大多数人只能凭借意志硬扛，一点点适应高原缺氧环境。 部队为保障所有人的安全，会定时叫停车队，让我们缓慢下车走动调整，严禁丝毫剧烈运动。我们深知，高原之上无小事，一场普通的感冒、一次轻微的劳累，都可能诱发致命的肺水肿，每一步谨慎，都是对生命的敬畏、对戍边使命的坚守。而海拔五千三百米的唐古拉山口，是整条行军路上最凶险的关卡。山顶常年风雪肆虐，即便夏秋时节，也随时狂风骤雪、冰雹突袭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气温骤降至零下。凛冽寒风如利刃割面，所有人的高反症状在此刻达到顶峰，浑身酸软无力、昏昏欲睡。老兵们一遍遍厉声提醒、反复叮嘱：绝不能就地昏睡，一旦睡去，或许就再也醒不过来。正是这份互相提醒、彼此守望，让我们全员咬牙挺过了这座生死山口。 八天行军，我们昼行夜宿，依托沿线简陋的兵站休整补给。纳赤台、五道梁、沱沱河、唐古拉兵站，一座座土坯平房，是荒原之上唯一的温暖港湾，却也藏着最朴素的艰苦。兵站内皆是一排排木板大通铺，一间小屋挤二三十名战士，没有独立床铺、没有干净被褥，我们铺开自带的背包，身着厚重棉衣，裹着皮大衣和衣而卧。屋内铁皮火炉燃煤取暖，火力微薄，墙角常年结冰，寒风顺着墙缝、门缝肆意灌入，整夜寒意袭人，无人敢脱去棉帽棉衣。 受高原低气压影响，水温八十多度便会沸腾，即便用高压锅蒸煮，米饭依旧半生夹生，馒头僵硬干涩，难以下咽。餐桌上几乎没有新鲜蔬菜，常年以罐头、脱水干菜为副食，单调油腻的饮食，让很多战友肠胃受损，落下了伴随一生的高原胃病。整个行军途中，无热水洗漱、无热水饮用，日常洗漱皆是刺骨冰水。深夜荒原寂静无声，四周荒无人烟，唯有漫天星光与呼啸寒风相伴。彼时没有手机、没有通讯设备，我们彻底与内地家人断联，所有思念只能藏在心底